胡适曾经说过：“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

    胡适对于东方文化的态度颇有些令后世学界费解、猜疑，但他自己在此言中已表达清楚。

    这是胡适式的灵活，掩映着胡适式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不可以成为价值理性的。

    但工具理性似乎可以指望成就价值理性。

    再一次的矫枉过正是否有必要多年以后，我们对这些在近代中国文化嬗变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不妨含些惊讶———他们对“矫枉过正”的预期与操作，竟然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上，起过导航般的作用！

    工具理性是不可以成为价值理性的。但工具理性似乎可以指望成就价值理性。

    今天，当我们面对150年来文化失落与文化沉抑的苍茫虚无和空白，而欲图复兴一个文化主体，提升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时，大概，一些类似的矫枉过正，同样需要顺乎胡适似的逻辑———“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全盘西化了的中国，还是一个守着文化本位的中国？这似乎很难衡估。但事实上，在西化的知识体系里成长、依据西式规范行为的几代中国人，确实更易与国际接轨，反而与传统的中国不易沟通。

    整整一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国民基础教育内容设置，西方文化的比重显然远远高于中国本土文化。一百多年的隔阂，一堵厚厚的墙，让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怀着隔世的陌生。

    也许，再一次的矫枉过正的确有必要。

    传统文化必须采取另一面相如此来看复旦、清华之于沪上开设国学班的事情，也许会获取另一个衡量其价值的视角与尺度。

    早在复旦、清华闹出这样的事情之前，1989年，北京大学就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年刊。这样一个标志性的重大文化事件，有谁知道？集合了80位各个领域顶尖人物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季羡林多情地将它想像为一场文化命运的宣言仪式，但又有谁关心？诸多与文化自觉、自救相关的事件，却始终改变不了它们留在大众视野里的模糊与黯淡———媒体对它们的兴趣和留给它们的版面，绝不会比一部美国大片乃至一件明星绯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