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弱小、群居，这是《蚁族》一书描述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特征。所谓高智，即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所谓弱小，主要指低收入；群居，则指聚居的生活状态。这几点都很类似于蚂蚁，遂称之“蚁族”。大学生曾被视为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时闻近年大学文凭严重贬值，但昔日龙凤，今朝蝼蚁，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唐家岭、小月河，这些对北京人来说也显得陌生的地名，是城乡结合部的村庄，那里住着数万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出生于1980年代，来自外地农村或小城镇，多数来自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大学毕业两三年，月收入一两千元，在北京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社会保障。这群人既雄心勃勃，又怀着强烈的挫折感和被排斥感。

作者廉思觉察到这群人的焦虑、抑郁、挫折感、敌对情绪，他对这个蕴涵着巨大力量的群体的聚居状态表示担心，压抑的力量一旦被点燃，将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威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项研究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蚁族现象所反映的，不仅仅是80后的问题，不仅仅是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住房问题。透过蚁族现象，可以看到“转型时代”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城乡二元体制，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政治权力公信力的严重流失，仇富心态背后的阶级仇恨，对弱肉强食法则的认同，道德水平急剧下滑，社会认同感日趋稀薄，暴力心态急流暗涌。

蚁族成员主要来自农村或小城镇，家庭背景主要是中下等阶层，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现状正在重蹈父辈的覆辙。他们所享受的教育资源，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大中型城市中的同龄人，“输在了起跑线上”，于是满盘皆输：他们进入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机率更低，总体上他们享受相对较差的教育，相应地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技不如人。一个家在北京郊区的女孩子，现在住在小月河的蚁族聚居村里求职，她虽然是北京人，对北京也很认同，但是她家在农村，从小便在很普通的学校读书，“既接触不到奥赛也进不了市重点”，于是她读了不那么好的大学，于是她求职路上困难重重。她知道自己今天的困境如何得来。正如书中所分析的，当今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在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份儿，“家庭背景成了他们起点上的软肋”。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出身的不同，可以影响他们一生的轨迹”。虽然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些贫寒子弟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例，但是从概率意义上说，这些案例不足以挑战这种结构性的轨迹，在他们心目中，“出身”与“阶层”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对社会不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

在这种现象背后，有体制性的根源，即城乡二元体制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马太效应十分明显。贫富分化加剧，阶层流动减缓，阶层对立情绪加剧，借助公权私用、血汗工厂甚至黑社会等不法手段迅速致富的暴发户在社会公德方面频频曝出丑闻，确有为富不仁的嫌疑，仇富心态必然加剧。近年关于富二代贫二代、关于国企高管天价年薪的新闻之所以能引起全社会关注，原因正在于此。